郑佳宁：《数据信息财产法律属性探究》，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5期。

[54]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超越了依靠少数个体单打独斗的阶段，而是以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研发活动为主要实现机制。当时所谓其他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中，承包人、租赁人取得收益的方式，以及职工购买企业债券所得的利息、职工参股获得的分红等。

[6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4][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页。发明创造人所获得的股权或出资比例属于以知识技术入股或出资，据此取得后续收益的性质是按知识技术分配。上述经验得自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作业，其意义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存在推广到其他宪法规范的可能。1993年修宪时引入市场机制，按照创新性劳动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回报，有助于效率与创新的双赢。

[56]这与宪法第14条第1款相互呼应。[2]参见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三、法律监督机关的宪制功能 法律监督机关自 1982 年入宪至今近 40 年，其间现行宪法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和 2018 年五次修正，尤其是 2018 年的宪法修正，监察机关的入宪使得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发生重大调整，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岿然不动。

诉讼监督中也有对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审判人员的监督，这是基于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违法行使审判职权而展开的，并未脱离法律监督的本质内核，此与对公职人员之监察监督有着显著不同。（四）体系解释：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法律监督 任何规范的解释也必须相应地考虑相关规范体的意义脉络关联、上下文背景以及该规范的体系位置，还有就是该规范在相关规范体的整体脉络中的功能。概言之，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之机关定位与检察权之权力定性并未形成对应关系，而是出现了并行设置，这种并行设置既是对宪法上国家机关定位与国家权力定性差异化认识的深刻反映，也是检察机关独特宪法地位的彰显。(71)  参见徐日丹、刘亭亭：《全国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6300 余件》，载《检察日报》2021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首先，从结构上看，法律监督是核心，国家的是法律监督的限定语，它阐明了法律监督的属性即国家性，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限定语？从法律监督的目的看，既然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是法律监督机关一以贯之的追求，法律监督的国家性即不言而喻。2007年《民事诉讼法》首次修改，完善了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生效民事法律裁判的法律监督制度。

第三章国家机构第 62 条第 9 项（全国人大的选举）、第 63 条第 6 项（全国人大的罢免）、第 65 条第 4 款（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职务禁止）、第 67 条第 6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与第 13 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第 101 条第 2 款（地方人大的选举和罢免）、第 103 条第 3 款（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职务禁止）、第104 条（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第 127 条第 2 款（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第 3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首见于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因此，对检察院权力的定性，应当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置于宪法上的国家权力体系中去观察，法律监督引领并涵盖了整个检察权体系，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均统摄于法律监督之下(37)。

而另一方面，现行宪法关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岿然不动。(34)  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对检察院独特宪法地位的界定，可参见韩大元：《宪法文本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载《法学》2007 年第 9 期，第 115 页。(49) 在这场有关检察院存废的讨论中，已经展现法律监督的部分内容，即检察机关具有法纪监督、侦查监督和监所监督的价值指向。在传统的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切实纠正了有案不立、有罪未究、越权管辖、超期羁押、脱管漏管等问题，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

(2) 作为党的历史上首次专门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发布的全国性文件，它既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宪法定位的有力彰显，也是新时代丰富发展法律监督内涵的重要制度安排。(22) 这种独立于行政诉讼监督的行政检察监督的兴起，主要在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驱动。

(56) 体系解释即是根据规范条文所处的结构位置（章、节、条、款、项等），联系相关规范条文的意义背景进而从总体上把握其含义的解释方法。未来，检察机关应着眼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法治引领，推进行政争议化解工作指引和规范运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统一。

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是检察权而非对应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独特宪法定位得以凸显。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混合型权力。尽管当时修宪确定的指导思想是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文本，但从检察机关的条款来看，1982 年宪法第 129 条对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堪称一项创新之作。从内在结构看，法律监督本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核心是诉讼监督。本文希冀通过宪法方法论上的努力，为准确把握这一宪法概念的独特涵义提供思路。但此处的监督仅仅是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监督，是检察系统的内部监督，此时仍未见检察机关地位的一般化表述。

民事诉讼监督与行政诉讼监督则主要是审判监督。(56)  前注 (40)，卡尔·拉伦茨书，第 548 页。

质言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规约了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为检察权的规范行使和检察权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宪制理据。(30)  参见苗生明：《新时代检察权的定位、特征与发展趋向》，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232 页。

因此，法律监督机关首先是一个法律用语，然后才成为宪法用语。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切入进而逐步强化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须受制于检察机关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整个国家监督体系的规约。

然而，作为宪法上对检察院的定位而非对检察院职权的定性，(33) 无论是基于宪法第 3 章国家机构的设置，还是学界的已有研究，法律监督机关宜从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界定层面去阐释，(34)法律监督不是一项职权，检察权才是，但检察权不过是‘检察机关的职权的略语，是一系列属性不同的权力的总和，检察权的行使体现为法律监督(35)。究其原因，主要基于两种因素。(9)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79 页。(6)  韩大元、孟凡壮：《1954 年宪法与我国检察制度的确立》，载《人民检察》2014 年第 19 期，第 6 页。

《检察院组织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自 2019 年 11月至 2020 年 12 月，检察机关通过开展专项活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6300 余件，(71) 其中讼争 10 年以上的 353 件。

处于新时期的检察机关，将法律监督触角延伸至行政执法领域，(30) 侧重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推动检察权行使方式的变革，强化了法律监督效果，有力巩固了其宪法定位。从地方实践看，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北、云南、广东、江西、海南、福建、甘肃、浙江、贵州等多地的省委书记就贯彻落实《意见》提出要求，多地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专题学习。

还有的认为，法律监督作为专门监督，能够补充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侦查监督、监所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以及公益诉讼监督最终被《检察院组织法》第20 条所接纳，也宣告法律监督机关概念法定化的完成。

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互补性，旨在确保国家权力监督不留死角。(32)  参见姜明安：《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检察》，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56 页。申言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既开辟了行政检察的新境界，也夯实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也有支持意见认为，监督较检察更柔和，实效更强。

(76)  前注(64)，张军文。因此，不论是基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大主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还是国家权力的架构（最高国家权力统领下的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等），我国宪制结构与西方国家均有很大不同，这根源于宪法确立的我国国体（《宪法》第 1 条：人民民主专政）和政体（《宪法》第 2 条：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国家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宪法》第 3 条：民主集中制原则）。

四、法律监督机关的规范含义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检察制度的发展，法律监督的内涵日渐丰富，但这并非意味着法律监督机关之法律监督可以包罗万象，其不仅要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也要受到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宪制秩序的限制。(7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通过。

于检察机关的地位，宪法似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之坚韧。六、结 语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明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深植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体制，契合我国的宪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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